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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次采访(2 / 3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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烟之间的矛盾总是困扰着所有从事这个行业的人,您一定面临过选择,遇到过挫折,我想这也是人性所挣扎的部分。”

她认真地听完了我的叙述,并不显得惊讶,只是慢条斯理地喝完了杯中的红茶。

“其实分居并不是表示我们的情感状态,只是对居住情况的陈述。我大学毕业后的第二年,已经和鲍勃聚少离多,”她开口道,“这是我们这一行的特性,他和我同样都是媒体人,遇到的困难就是一个人的平方。”

“一开始我没有意识到问题,但当我回到美国,我的家人和朋友,还有鲍勃的家人,他们会旁敲侧击,对我们的生活表示忧虑。我才发现自己和他已经很久没有面对面交流,我虽然总是飞去海外,每隔几个月还能去鲍勃母亲那里看望儿子,但他和我同样忙碌,我们的时间时常错开。”

“但这其实是外派人员的通病,不是吗?”她对我笑笑。

我赞同地点点头,等着她继续说下去。

“我有一些犹豫,打算等结束下一次采访后回去好好思考我们的关系。但战争爆发了,你不需要多少新闻嗅觉就能发现这是一个不容错过的大事件,多少年来都只是小规模冲突,所有人都以为他们不会真的宣战,”她说,“我当然激动地挤身进入。”

时间过去,皱纹已经攀上霍尔女士的眼角,她讲起过去的故事,神情从容平静:“具体是怎么说服他们接受我的采访,用我的护照虚张声势,这些内容在之前的访谈中已经说过很多遍了,我想你想听的也不是这些,对吧?”

我吞咽了一下,依稀已经预感到她要说什么。

“等我结束这次采访,还没回到国内,就已经收到他去世的消息。在飞往墨西哥拍摄的途中飞机失事。”

霍尔女士只是继续说到:“我和鲍勃的母亲商量,亚当依旧由她抚养,几年后,我实在忙于报道战事,索性将抚养权转给了她。后来她的二儿子移民欧洲,不久,她和亚当也跟着一起去了。”

“那时通信不便,我和亚当偶尔能打电话,大多还是写信交流。他只是个孩子,我又很年轻,很忙碌,错过了太多他的成长。”

我对这一切都再熟悉不过,就如之前的数位采访对象一样:聚少离多、难以顾及家庭、与孩子的生疏……

然而,我相信她作为战地记者,总有更独特,更私人的一面。

我将话题转移到她报道过的战争上,翻开另一本相册,并不算血肉模糊,因为尘灰占据了大多的篇幅,那些灰头土脸的士兵、平民、亡命者显然打开了她的话匣。渐渐地,我们说到她们被困酒店的那次经历。

起因并不特殊,无非是报道过程中外交情况直转而下。又处在军事冲突地区,记者无法离开当地。这是一起大事件,持续的战争吸引了数十位不同报社、不同国籍的记者进入,摄影师、向导、图片编辑、采访记者们都聚集在当地唯一的一家星级酒店中。酒店外有西方的驻外军队把守,这些说着英语的士兵们给酒店中的众人带去了些许安全感,但气氛依旧随着物资的减少而不断变得紧张。

“在极端环境下,人们总会……”霍尔女士斟酌了一下,“做一些疯狂的事情。”

我对此心知肚明,人性的挣扎不仅是在面对尸体、血肉、炮弹的时刻,更是与那些放纵的诱惑、吊桥效应、聚集在一起无所事事又骚动不安的人们共处一室——我听说过一些驻外记者在当地风流放纵的故事,性因为工作的短暂单程而变成一种唾手可得的良药,只在这里,只在此时,只要回到美国,他们又能回归正常的生活中去。而乔安娜故事里的那些人,他大部分只是点头之交,却又都受到战争阴影的困扰,并被困在这个封闭的、华丽得与外面贫瘠的世界格格不入的酒店中。

我的心砰砰跳着,为自己的采访素材而感到激动,急切让我顾及不了自己笨重的身躯,前倾着伸长了脖子,好像这样就就能早听到一点儿似的。

“我得说,那几个月里产生了很多冲动的爱情,甚至是荒诞的多角关系。这一点儿也不出人意料,在那样的紧张中,一点儿情绪都被放大了,两个月的轰炸后,每个人都变得过敏、神经紧绷、对别人的一个眼神敏感地大喊大叫。有的人开始接吻,疯狂地、好像是最后一次亲嘴那样接吻,然后其他人渐渐也无法忍受孤独。

“你知道,对于我的有些同行来说,他们选择这样的双重生活,在海外宣泄激情,然后回到家里。但我其实更希望保持一种长久而真诚的快乐。”

我看着她有些惆怅的面孔,轻轻问道:“但您在那几个月中破例了,是吗?”

霍尔女士笑了笑,给我以肯定的回答:“我和一个驻守在酒店的美国士兵在一起了。有一天早上我吃早餐的时候遇见他,然后……没有发生什么特别的事情,只是一个眼神,我们俩突然间就心领神会了。吃完东西,他在餐厅外面等我,然后我们就——”她做了一个手势。

“很疯狂,真的很疯狂,他在家里有妻子,我也才决定要过一段时间的单身生活……”

这一段私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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